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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运动 (1858-1905)
19世纪下半叶见证了印度民族政治意识的充分发展以及有组织的民族运动的兴起。
1885年12月,印度国民大会成立,在它的领导下,印度人进行了长期而英勇的争取摆脱外国统治的斗争,印度最终在1947年8月15日赢得了独立。
外国统治的后果
现代印度民族主义是为了应对外国统治的挑战而产生的。
正是英国的统治及其直接和间接后果,为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物质、道德和智力条件。
印度人逐渐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正在被牺牲给兰开夏郡的制造商和其他英国主要利益集团。
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在于,英国统治日益成为印度经济落后主要原因。它成为印度进一步经济、社会、文化、智力和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
农民们看到,政府把他们的大部分农产品作为地租收走;政府及其机构——警察、法院、官员——偏袒和保护地主和 landlords,他们盘剥农民;以及商人、放债人,他们以各种方式欺骗和剥削农民,并夺取他们的土地。
工匠或手工业者看到,外国政权帮助外国竞争摧毁了他们,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使他们恢复生机。
印度社会的这三个阶层——农民、工匠和工人,构成了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发现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或权力,而且几乎没有为他们的智力或文化改善做任何事情。
教育没有渗透到他们那里。村庄里几乎没有学校,而少数存在的学校也管理不善。
英国的经济剥削加剧了印度的贫困。他们开始抱怨印度行政管理的极度昂贵,特别是对农民的过重税收负担,印度本土工业的破坏,官方试图通过亲英关税政策来阻止现代工业的发展,以及对教育、灌溉、卫生和健康服务等 nation-building 和福利事业的忽视。
印度知识分子遭受着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少数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的人也发现,大部分高薪工作都被英国中上层阶级保留,他们把印度视为他们儿子的特殊牧场。
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发现,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摆脱外国控制,才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
相反,政府及其官僚机构偏袒带着巨额资金来到印度并占据有限工业领域的外国资本家。
印度资本家尤其反对来自外国资本家的强烈竞争。在20世纪40年代,许多印度实业家要求“将所有在印度的英国投资遣返”。
1945年,印度商会主席M.A.马斯特警告说:“印度宁愿没有工业发展,也不愿允许在这个国家创建新的东印度公司,这不仅会损害她的经济独立,而且还会有效地阻止她获得政治自由。”
因此,印度资本家意识到,帝国主义与他们自身的独立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只有民族政府才能为印度贸易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
印度的行政和经济统一
英国人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引入了统一的现代政府制度,从而在行政上统一了印度。
农村和地方自给自足经济的破坏以及在全印度范围内引进现代贸易和工业,使印度的经济生活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并将居住在印度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经济命运联系在一起。例如,如果印度的一个地区发生饥荒或歉收,其他所有地区的价格和粮食供应都会受到影响。
铁路、电报和统一的邮政系统的引入,使印度的不同地区联系在一起,并促进了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在领导人之间。
反帝国主义情绪本身就是国家统一和共同民族观念出现的一个因素。
西方思想和教育
由于19世纪现代西方教育和思想的传播,大量印度人吸收了现代理性、世俗、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政治观点。
印度人开始学习、钦佩和效仿欧洲国家的当代民族主义运动。卢梭、潘恩、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其他西方思想家成为他们的政治导师,而马志尼、加里波第和爱尔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成为他们的政治英雄。
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是第一个感受到外国统治屈辱的人。通过在思想上变得现代化,他们也获得了研究外国统治的恶劣影响的能力。他们受到一个现代化、强大、繁荣和统一的印度梦想的鼓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最优秀的人成为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事实上,在学校和学院里,当局试图灌输顺从和服从外国统治的观念。民族主义思想是现代思想普遍传播的一部分。
现代教育也促进了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观点和兴趣上的一定程度的统一和共同性。英语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成为传播现代思想的媒介。它也成为印度不同语言地区的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之间交流思想的媒介。
达达拜·诺罗吉、赛义德·艾哈迈德·汗、拉纳德法官、蒂拉克和甘地等政治领袖为印度语言在教育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奔走呼吁。
新闻和文学的作用
民族主义思想的印度人传播爱国主义和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并创造全印度意识的主要工具是新闻界。
在他们的专栏中,不断批评官方政策;提出印度人的观点;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国家福利而努力;并在人民中普及自治、民主、工业化等思想。
当时一些著名的民族主义报纸包括孟加拉的《印度爱国者报》、《阿姆利则巴扎尔报》、《印度镜报》、《孟加拉报》、《晨报》和《圣吉瓦尼报》;孟买的《拉斯·戈夫塔尔报》、《本土舆论报》、《印度普拉卡什报》、《马拉塔报》和《凯萨里报》;马德拉斯的《印度教徒报》、《斯瓦德斯米特兰报》、《安德拉·普拉卡西卡报》和《喀拉拉·帕特里卡报》;北方邦的《倡导者报》、《印地语报》和《阿扎德报》;以及旁遮普的《论坛报》、《阿克巴里·阿姆报》和《库伊诺尔报》。
以小说、散文和爱国诗歌形式出现的民族文学,也在唤醒民族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孟加拉语的班金·钱德拉·查特吉和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阿萨姆语的拉克什米纳特·贝兹巴鲁亚;马拉地语的维什努·沙斯特里·奇普隆卡尔,泰米尔语的苏布拉马尼亚·巴拉蒂;印地语的巴拉特恩杜·哈里什钱德拉;以及乌尔都语的阿尔塔夫·侯赛因·哈尔都是当时一些著名的民族主义作家。
重新发现印度的过去
许多印度人已经堕落到丧失了对自身自治能力的信心。
当时许多英国官员和作家不断提出这样的论点:印度人过去从未能够统治自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总是互相争斗;印度注定要被外国人统治;他们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堕落且野蛮,使他们不适合民主甚至自治。
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试图通过反驳这种宣传来激发人民的自信心和自尊。他们自豪地指出了印度的文化遗产,并将批评者引导到阿育王、旃陀罗笈多·维克拉玛底提亚和阿克巴等统治者的政治成就。
不幸的是,一些民族主义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不加批判地美化印度的过去,忽略了它的弱点和落后。尤其有害的是,只关注古代印度的遗产,而忽略了中世纪时期同样伟大的成就。
对中世纪时期的无知助长了印度教徒之间的宗派情绪,以及穆斯林中以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历史为文化和历史灵感来源的反向趋势。
在应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挑战时,许多印度人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许多方面,印度人民在文化上是落后的。
这滋生了一种虚假的自豪感和自满情绪,这往往使印度人无法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社会。
宗派情绪的增长削弱了反对社会和文化落后的斗争,并导致许多印度人远离其他民族的健康和新颖的倾向和思想。
统治者的种族傲慢
在印度民族情绪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英国人在与印度人交往时所采取的种族优越感。
许多英国人公开侮辱甚至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种族傲慢的一种特别令人厌恶且常见的表现形式是,每当英国人与印度人发生纠纷时,司法就会失效。
印度报纸经常刊登这样的事件:英国人撞死印度人却能轻易逃脱。这不仅是因为法官和行政官员的蓄意偏袒,更是因为种族偏见。
种族傲慢给所有印度人,无论其种姓、宗教、省份或阶级如何,都打上了劣等人的烙印。
印度人被排斥在专门为欧洲人设立的俱乐部之外,而且经常不被允许与欧洲乘客在火车上乘坐同一车厢。这使他们意识到民族的耻辱。
直接因素
到19世纪70年代,很明显,印度民族主义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势力和势头,成为印度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主要力量。然而,它需要莱顿勋爵的反动政权赋予其可见的形式,而围绕伊尔伯特法案的争议则赋予其有组织的形式。
在莱顿1876年至1880年的总督任期内,为了取悦英国的纺织品制造商,取消了对英国纺织品进口的大部分关税。印度人将此举解读为英国人想摧毁印度规模虽小但正在发展的纺织工业的证据。这在全国引发了愤怒的浪潮,并导致了广泛的民族主义抗议活动。
第二次阿富汗战争激起了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沉重代价的强烈抗议,而这场战争的费用是由印度国库承担的。
《**1878年武器法案**》解除人民的武装,在他们看来是对整个民族去势的努力。
《**1878年地方语言报刊法案**》被有政治意识的印度人谴责为试图压制对外国政府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批评。
在**1877年德里举行帝国大典**之时,全国正遭受严重的饥荒,这使人们相信他们的统治者甚至对他们的生命漠不关心。
1878年,政府宣布新的规章,将参加印度公务员考试的最高年龄限制从21岁降至19岁。
由于考试在英国进行,并且采用英语,印度学生已经发现很难与英国男孩竞争。新的规定进一步减少了他们进入公务员的机会。
印度人现在意识到,英国人无意放松对政府行政部门高级职位几乎完全的垄断。
莱顿的总督任期加剧了对外国统治的不满。
1883年,继任莱顿担任总督的里蓬试图通过一项法律,使印度地区行政长官和法官能够审判欧洲人在刑事案件中的行为。
根据现行法律,即使是印度公务员中的印度成员也没有权在其法院审判欧洲人。
印度的欧洲人对这项法案(以法律委员伊尔伯特的名字命名,被称为**伊尔伯特法案**)组织了激烈的抗议。
伊尔伯特法案对印度人和他们的文化与品格进行了谩骂。他们宣称,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也不适合审判欧洲人。